乔青水、宋颖洁：如何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作用社会制度我国

作者 | 千淳

2025年夏天，大学标志性的“5000元时代”已经宣告结束，大学学费或将迈入“万元时代”。

据多家媒体报道，全国多所高校陆续上调学费，平均涨幅约10%，一些省属高校如云南师范大学、石河子大学、新疆大学，涨幅在500–2000元之间；

民办高校涨得更猛，上海中侨艺术类本科学费年费4.3万元，南京传媒学院播音专业上涨1万元，总价直逼5万（搜狐网）。

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差不多是二三线城市普通职工半年到一年的工资。

为什么学历在贬值，学费却在升值？大学学费突然猛涨，什么信号？

在很长的时间里，中国的大学其实是太“便宜”了。

虽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“公共福利”，但它却长期享受着 “类公共福利”的地位：

公立高校超六成经费来自政府，学费20年几乎没涨，远低于实际培养成本。1985年以前，中国大学几乎全由财政兜底，大学生不仅不用交学费，还有奖学金，毕业就分配，被称为“天之骄子”。那一年，全国普通本科毕业生不到129万人，博士还不到1000人。

如今，大学这种“公共福利”的角色，却在悄悄退出舞台。

转折出现的背景，是大学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。

从1999年开始，高校连年扩招，升学率从4%飙升到近60%，大学从“精英教育”变为“全民高等教育”。大学生人数从1999年的150万人，到2025年的1222万人，翻了近八倍。

与此同时，大学也变成了一个庞大的“资金黑洞”，财政负担急剧上升。

2025年教育部的高教拨款为1143亿元，比2024年预算执行额还下降了约4.7%（教育科研网）。这意味着，在毕业生数量再创新高、民办学校扩张迅猛的当口，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的“蛋糕”反而变小了。

压力开始向下游传导。部属高校尚有余地，但省属、市属高校正面临经费吃紧，教学预算越来越依赖学费维持。

一位高校财务处人士直言：“有些专业的培养成本，不涨价根本活不下去。”

随之而来的，是整个体制的默契转身。

2025年，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上调高校学费，平均涨幅10%–15%，部分地区如上海、四川、吉林涨幅甚至达20%–35%。

贵州大学将本科专业学费从5000元上涨至6500元，涨幅30%；

云南大学从4200元涨至6000元；

北京工业大学则逼近9000元；

与此同时，民办高校甚至年花费突破4万元。

对比之下，城镇居民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49,302元，乡镇居民为19,605元（国家统计局）。

（图源：国家统计局）

也就是说，一个孩子一年的大学学费，足以掏空一个普通家庭全年工资。

当学费涨价潮来袭，公立高校、民办高校，都不约而同选择涨价补缺口，甚至跑马圈地。

一些民办学校的生意经，靠的不是科研教学，而是“扩招+高价+低成本”的熟练公式。

数据显示，全国高校总数超3000所，其中民办高校76 4所，占比四分之一。这些民校背后多为盈利性教育集团：

中教控股2022年营收47.5亿元，净利润18.4亿元，利润率38.7%；

宇华教育营收23.8亿元，净利润率高达47.2%。

这个回报率，远超多数制造业公司，直逼互联网企业，就算放在A股也是“白马股”了。

对于民办学校来说，一个学生四年下来十多万元的投入，简直成了“稳定的现金流”。

相比之下，公办高校涨价则更多属于“自救”。

如果把大学想象成一家自负盈亏的“企业”，更能很好理解——资产要盘活，服务要承包，学生要变现。

广东财经大学2024年选择将自营食堂全部外包，仅此一项就节约1,840万元运营成本。陕西财经大学也在预算中，将2,000多万元投入到校园物业、安保等环节的市场化承包。

这些只是“开源节流”的初级操作。更深一层的动作，是大学开始将“资源”当成产品卖：

图书馆、体育馆、停车场按小时计费；

图书资料按“借阅配额”分级收费；

“成人教育”“继续教育”“非学历证书项目”变成利润来源；

建科技园区、产业集团，搞项目、签合同、拿地建楼；

最夸张的是，有高校已经开始将图书采购、招生推广、专业运营都交给外包公司运作。

现在，连教学楼、报告厅、实验室的命名权也可以“标价出售”：

清华大学通过教学楼冠名筹得超8亿元；复旦管院设“案例室冠名权”，捐赠30万即可永久镌刻姓名。

这早已不是个别高校的“突围尝试”，而是一整套系统性财政与资本逻辑的共同驱动。

当财政不再兜底，大学的“成本”开始一层层转嫁到学生和家庭头上；而当教育资源被打包进入资本逻辑，大学就成了对学生家庭的一次“结构性融资”。

大学曾经是命运的分水岭，如今是价格划开的断层线。

曾经上大学，是国家培养你；现在上大学，是你要为国家“投资自己”。

大学，正在从“船票”变成“账单”。

糟糕的是，“学历通胀”正在令大学生逐渐失去光环：

2022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076万，2025年增至1222万，增幅超14%；

虽然就业率维持在8 9%左右，但真正进入稳定事业单位的比例不足一半，大量本科毕业生涌入灵活就业、营销、服务行业。

“学历通胀”和“学费通胀”同时袭来，让普通家庭变得进退两难。

麦可思“2023届就业蓝皮书”数据显示，应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平均月薪为6050元，高职为4683元，其中57.8%的本科生月收入低于6000元，只有7%“破万”，远低于城市白领的平均起薪线。

与此同时，学生在大学四年的直接支出早已突破10万元大关：

学费＋住宿费：以6000–15000元/年计，四年2.5–6万元；

日常生活与教材支出：保守估计4年3–5万元；

部分高校还收取“校企合作”“实验实训”等杂费，年均数千元。

粗略统计下来，轻松破15万。更现实的是：

社科院数据显示，约33%的毕业生从事与专业无关工作；

新浪教育报告提及，仅26%的人表示现工作与所学专业“吻合”；

《202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》调研显示，高达60%以上本科毕业生选择考研或留学，是为“暂时规避就业压力”，且认为“本科文凭不再保值”。

（图源：《202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》）

拼尽全力考进大学，出来却只能月薪5000；而支付的成本，早已不是单纯学费，而是整个家庭的时间、金钱与机会成本。

过去的“寒门出贵子”，变成了“中产买安慰”。高等教育的性价比，还配得上“全民投入”吗？

大学学费暴涨，不是一次简单的调价，而是一场无声的分层测试。

当大学悄然退出福利体系，竖起一道“资源定价的门槛”，它就不再属于所有人。留下来的，不仅是“值得上”的人，更是“上得起”的人。

那些在门外徘徊的人，也许还会以为，是自己不够努力。